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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媒体研究学者霍夫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对媒体行业人员职业行为信息进行管理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规范，比如各种新闻法规及宪法、刑法、民法，甚至未成年人保护法、数据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有涉及媒体的内容。二是德国媒体内部都设立有政府背景的内部审查机构。比如德国电视二台，设有由10多名政府官员及专业人士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台总编布伦德尔2009年“下课”事件轰动德国，原因是在信息管理上没有得到管理委员会认可。

　　私立电视台的审查主要由德国媒体许可和监管委员会执行，其成员是德国14个州媒体监督机构的主席，其决策具有法律效力。德国各纸媒联合成立的德国报业委员会则是一个实施自我规范的组织。由于绝大多数德国媒体都是私企，所以要受到各种商业法的限制。

　　德国一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安德莱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报社签订合同时，上面注明有信息管理条款，比如不能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各种，不得为国内外第三方媒体写稿等。据他介绍，德国许多媒体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员工以媒体从业人员的名义使用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播发各种新闻。如果以媒体从业人员名义使用，必须通过所属媒体统一管理，以符合媒体的报道规则。

　　“泄密者的帮凶”，这是检察院对德国著名政论杂志《西塞罗》的指控。2005年这家杂志社在波茨坦的编辑部和一名记者的住所被搜查。该杂志在一篇报道中引用了联邦刑事调查局的秘密文件，涉嫌泄露保密消息。

　　《环球时报》记者在同德国政府部门接触时，也常被告知要遵守德国信息保护规定。比如德国政府机构发给记者的一些邮件，许多要求不能公开，不能报道，否则将受到法律控诉。霍夫曼表示，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丑闻曝光后，包括德国等国对记者职务行为的管理更加严格，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

　　在公认的传媒帝国美国，新闻自由同保密与安全间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内容，这成为保护美国媒体的法律基础。不过媒体从业人员仍须遵守各种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

　　由于美国媒体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对记者的职业行为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及劳工法进行约束。像成立于1909年的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确定了4项原则：“找事实、报道事实”、“危害最小化”、“行动独立”和“保持责任心”。此外，美国媒体都有员工手册，其中包括企业及员工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被录用者一定要接受员工手册条款并签名。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可以起诉。一个常被提起的案例是：1942年6月，《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发表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文章，透露美军成功破解了日军密码。随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威胁要以叛国罪审判该报发行人，但海军担心审判会使事情进一步曝光，最后该报被免予起诉。事后得知，日本人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

　　另一起著名事件是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因刊登该文件而被起诉。美司法部认为，该报违反《反间谍法》条款。不过最高法院裁定，政府未能证明公布这些文件会“给国家利益造成直接、即时、不可弥补的损害”，《》可以继续刊发。

　　尽管如此，在前《》执行主编莱昂纳德·道尼看来：“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媒体和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自然和健康的张力。”美国政府经常主动引导媒体，比如官员发表讲话、召开记者会或约见记者提供素材，同时运用保密制度和要求媒体合作的形式制止媒体发布“不利”信息。

　　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新闻学的教授马克·费尔德斯坦认为，从历史上看，当执政当局享有较高民意支持时，主流媒体并不想发布机密信息和批评政府。《美国新闻评论》杂志就此举例说，1961年，《纽约先驱论坛报》驻白宫记者怀斯获悉美苏领导人将宣布两名美国空军机组人员被释放的消息(一架美军RB-47侦察机在巴伦支海被击落，幸存机组人员被俘)，白宫新闻秘书要求他不要报道，以免交易流产。“由于有人命牵涉其中，我向编辑建议不报道”，怀斯回忆说，“当时美苏关系高度紧张，我是一名31岁的记者，我想：‘我打算一夜间毁掉世界吗？’”